甘肃泾川县大云寺出土的金属舍利瓶函

甘谷县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

唐代胡腾舞铜俑

莫高窟第156窟 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 晚唐

黑河，甘肃张掖境内最大的河流，千百年来捕鱼着张掖绿洲。

隋唐时期，国度相对和谐安逸，有意于文化功绩的发展，甘肃的科学本领同域内其他地区不异，在这一时期有长足的跨越。本文以天文历算、农田水利、金属器加工、玉石陶瓷制作以及丝麻毛纺织本领为重心，先容甘肃科技文化的历史性配置。

天文历算和医学

20世纪初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告中，有抄写于唐高祖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的一件《星占术》残卷，纪录了战国时期造成的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文章的表里官星283座，1464颗星，与《晋书》《隋书》两书中的《天文志》的纪录投合适。残卷上还有一幅唐初时画图的《全天星图》，它以甘德、石申、巫咸等东谈主的文章为依据，画图了1359颗星，是世界上现有纪录星数最多，画图方法科学的一幅星图。敦煌文告中还有一件《乾符四年丁酉岁（公元877年）具注历日》印件，是现有敦煌历日中推行最丰富的一件。现知的敦煌历日有近50件，是测度古代历法编制和天文体贫穷的史料。以上这些文告，皆是甘肃所见的无比稀有的文化遗产。

敦煌藏经洞文告中有20件唐东谈主手写的算术残片，包括《算经》《九九乘法歌》《算表》《田积表》等，被称作《敦煌算书》。其中的筹式记数法，是中国已知的最早应用算筹记数的文件。在流寇海外的敦煌文告中，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存有《算经》一卷，上有30行应用题解法，笔墨明晰可辨，当是甘肃古代学东谈主的手迹。

敦煌文告中的医书，不包括佛经等文告中散见的医学推行，其写卷尚有60余件。分为医经、本草、针灸、医方、养生等门类。其中《新修本草》残页，收入药物844种，由李勣、苏敬等东谈主在南朝梁陶弘景《神农本草集注》的基础上编写而成，于唐高宗显庆四年（公元659年）颁行，推行分本草、药图、图经三部分，它开了世界医药学文章的先河，亦然世界最早的由国度组织编纂的药典。敦煌藏经洞还发现唐东谈主孟诜著《食疗本草》3卷，是对唐往日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回来。原书早佚。据《旧唐书·孟诜传》纪录，孟诜的医药学文章还有《补养方》《必效方》各3卷。此外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医书写卷，还有反应中医与藏医、于阗医、粟特医、回鹘医、龟兹医以及古印度医、波斯医的商酌互融等推行。

农田水利本领

唐代甘肃的水利成立以河西最推崇。在沉走廊的狭长地带，大黄山、黑山和宽台山，将该地区别割成三大块，绵延的祁连山雪水蓄积成石羊河、黑河、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河流，由南而北而西，像是地面母亲的乳汁捕鱼着武威永昌绿洲、张掖酒泉绿洲和敦煌玉门绿洲。唐朝政府为供应这里终年堤防的十四五万部队的粮草，兴修大范围的屯田水利要领；私家田主的水利开采也颇有见效。

据敦煌文告《沙州图经》纪录，唐时敦煌有止境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系。其灌溉网以甘泉水（今党河）为源流。它在马圈口用堰水引流的本领建成水利总谬误，分流、分向、分片地浇灌农田。骨干渠有东河渠、神农渠、阴开渠、宜秋渠、皆乡渠、阴安渠及北府渠共7条，每条干渠又分建许多支渠和斗渠（或哨子渠），共计斗渠117条，每条斗渠上皆有宽阔的斗门。较大的干渠如敦煌城西的宜秋渠，长20里，两岸修有10里长的护堤，堤高1丈，底宽1丈5尺，科学适用，古迹于今犹存。另一条皆乡渠也长20里，水流量很大。为防患溃堤，东谈主们将河岸不停加宽，到唐末五代时已成为一条长流河。马圈口堰据传是西汉时期创建，唐时拓展增大。据《沙州皆督府图经》纪录，此堰南北长150步，阔20步，高两丈，总开5门分水，以灌旷野。

上述7条骨干渠布局合理，坚固耐用，每年可灌溉6000多亩粟、麦、麻、豆、菜等农作物及闲地3至6遍。敦煌地区还有一些拦河蓄水坝，如沙州东部街亭驿近邻的长城堰，是当地官民本领东谈主员合理盘算，神秘施工，经由无数代东谈主的重荷服务才建成。此外，敦煌还有一些泉水、大泽，如东泉泽、四十里泽、大井泽、二师泉等，也被引来灌田。瓜州“少雨，以雪水溉田”。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（公元727年），吐蕃攻陷瓜州，渠堰尽被败坏。后在瓜州刺史张守珪的督修下，“水谈守旧，州东谈主刻石以纪其事。”唐朝有方位政府向中央依期呈报《图经》（附有舆图的地舆志），即方位处分情况的轨制。河西其他各州的《图经》虽已不存，但《沙州图经》的发现足以念念见当然条目出入未几的其他各州水利盛况和本领。

甘州为张掖河（今黑河）及弱水扩张之区，地多洼下，掘土成泉。滞则有低湿之虞，疏则有灌溉之利。唐李汉通等主抓在甘州开设屯田，兴修水利工程，据近东谈主慕少堂考据，唐时所开的一些水利要领，如张掖的盈科渠、大满渠、小满渠、大官渠、永利渠、加官渠等，直到近代晚期还在行使，经济效益止境可不雅。长安三年（公元703年），郭元振任凉州皆督时，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，“尽水陆之利，稻收丰衍”。陈子昂向朝廷上报说：甘州屯田“四十余屯，水泉良沃，不待天时，岁取二十万斛。”另据《通典》纪录，唐玄宗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寰宇屯田收入共计有191万余石，其中河西所收者就有26万余石，陇右44万余石。那时河西唯有17万多东谈主口，占宇宙总东谈主口的3％，莫得先进、适用的水利本领，岂肯赢得如斯显赫的农业配置。

唐代陇右的水利工程同河西并排而进。见于纪录的有唐玄宗开元七年（公元719年）刺史安敬忠在会州会宁县（治所在今甘肃省靖远县）修筑的黄河堰。修建此堰主要标的是“以捍（限制）河流”，扩大灌溉面积，那时沿黄地区以及泾、渭等河流域，皆有比拟推崇的引流灌溉，其独霸大河的本领措施放到宇宙层面上，也不成小觑。

金银铜器加工本领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甘肃考古发现不少隋唐时期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器物，从中不错看到甘肃那时金属加工本领的水平。

1964年12月，甘肃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整地时发现一方石函，经关连部门算帐，石函内有鎏金铜函、银椁、金棺及装有舍利的琉璃瓶，瓶内盛14粒舍利，为白色晶体。金棺银椁外在满刻莲花和缠枝忍冬斑纹，而金棺的莲斑纹中，又嵌入白色的珍珠和透明的石英石、绿松石，更显得丽都紧密，为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首要标本。据石函铭文纪录，此石函原出气象云寺右侧残存的古塔基址。石函与舍利经扶养后，于武则天延载元年（公元694年）“迁于佛殿之下”。石函顶及四周的斑纹和金棺银椁等皆是重埋时加多的，可手脚盛唐时期甘肃金属细工的首要标本。

这一时期通过“丝绸之路”从域外输入的金银饰物过火制作本领，大大丰富和擢升了甘肃的金属制作本领。1978年甘肃榆中县城关朱家湾村慕容仪墓出土了一件嵌坚持金禁止，径1.5厘米，高0.6厘米，重20.55克，内平外凸，粗细不等。戒面嵌入处宽宥，正中嵌入1粒大红坚持，双方各镶1粒紫坚持。大戒面两侧还有4个凹坑，原嵌坚持如故脱失。这只禁止切割抛磨深湛，当是中亚、西亚传入或受其本领影响而制成，在出土的诸多金银器制作中具有代表性。现有榆中县博物馆。

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排列馆有一件胡腾舞俑，是新西兰老练家路易·艾黎蚁集捐赠的。舞俑阔嘴大耳，面带笑意，头戴尖顶毡帽，身穿窄袖胡衫，腰系长带，脚蹬胡靴，左脚站在莲花瓣状圆台上。圆目钩鼻，双臂双腿摆动，裙摆上卷，格式逼真。唐东谈主有“胡腾身是凉州儿，肌肤如玉鼻如锥”的诗句，此俑正反应了甘肃凉州胡腾儿的信得过格式，同期也反应出甘肃铜器锻造的本领水平。

唐代甘肃铜钟、铜镜锻造本领娴熟，保存下来的也较多。如武威市的“凉州大云钟”等于其中的一件。它高2.4米，下口直径1.45米，钟壁厚约10厘米，由铁、铜、金羼杂铸成。钟外所铸三层图案，第一层为裙装花冠的飞天，第二层为神勇极端的武士，第三层是天王和龙的形象。举座构造匀称，古朴凝重，是甘肃现有唐钟中的工艺杰作。

玉石陶瓷制作本领

隋朝时甘肃玉石陶瓷制作贵寓流传下来的较少。唐代著名的夜光杯等于用祁连山玉石精雕而成。夜光杯有白、绿、墨等色，玲珑晶莹，紧密好意思不雅。唐东谈主王翰《凉州词》中有“葡萄好意思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随机催”的诗句。此诗一出，更使夜光杯和其诗不异名噪一时，流传千古。

这一时期甘肃的另一特产洮砚也极负知名，本事影响于今犹存。

唐东谈主烧制的三彩陶器，有东谈主物、鸟兽、车马等雕镂形象，还有好多瓶、罐、盘、盏等器皿。三彩陶器胎质松软，釉色多为黄、绿、白三色，也有蓝彩，但较为荒僻。三彩陶器上挑升地行使釉色的变化作念成障翳，富于丽都的收尾，其制作本领在甘肃平常流行。

丝麻毛纺织本领

隋唐时期甘肃的纺织原料以丝、麻、毛为主，后世占纺织原料主导地位的植棉本领此前锋未传到陇右。各州县手脚土贡或钱粮上缴给政府的纺织原料和居品，有绢、绸、锦、布、麻、靴毡、靴、皱纹吉莫（皮革名）、胡女布、吉莫靴、驼毛褐、丝、绵（蚕丝片或团）等。

皮革、毛毡是甘肃环球的主要衣饰材料。史册、诗词提到隋唐时间甘肃环球衣饰的时辰，多以皮裘毛毡为词。如白居易《缚戎东谈主》诗：“一落蕃中四十载，遣著皮裘系毛带”，准确地反应出这一社会衣饰景色。可知制革、制毡仍是那时民间最渊博最痛快的手工业部门。

av女星

细褐织法的传播，说明唐代甘肃纺织业本领的跨越。明东谈主宋应星《天工开物·乃服·褐毡》纪录西域有一种“矞艻羊”，外毛不甚蓑长，内毛细软，取织绒褐，质地很细。书中说这种羊在中国“名曰山羊，以别于绵羊”。它在唐末由西域引入临洮，并在兰州等地大量繁衍告捷，加多了甘肃各州县毛纺织原料的品种，同期也大大擢升了这一带毛褐的质料。自后兰州细褐成为著明宇宙的方位土特产。相传兰州城南沟上不雅音堂有尼姑，俗称“姑妈”，她们执行端洁，凭借绩毛织褐换取粟布，看守生存。“姑妈绒”制作精采，民间相互传习，产量和商品价值大增，直到明清时期，外地客商来兰收购绒褐者，其支付“岁数万金”。此外，临洮、秦安等地的毛褐，阶州文县，天水三阳川的毛布等制作本领也多精采。

印刷术

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隋唐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遗物，从原始捶拓本到整版开雕的印本及木活字等，在敦煌遗书中皆有留存。

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署有唐懿宗咸通九年（公元868年）四月十五日年号的《金刚经》卷子，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。它长16尺，高1尺，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。卷首有释迦牟尼坐于莲台上说法的插图，雕刻刀法娴熟，线条明晰，印色均匀，质料上乘。与它同期发现的还有两件雕印的历日残片。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晚唐、五代、宋初刻印的佛经、佛像、陀罗尼（咒语）、押座文（宣讲经文或故预先，先讲唱使在座听众舒坦下来的随机随笔）等。辘集敦煌所出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刻多种印本，不错看到甘肃在古代印刷术初创阶段的孝敬。

（作家： 李清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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